范文程的这道奏疏，基本讲清了四个问题：

第一，他正确分析了当时天下的局势，道出了明国必亡的根本原因。

尽管此时，清国上下仍沉浸在皇太极猝死的国丧之中，对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帝自尽、明朝灭亡的事尚不知情，但范文程在此前已经看准，曾拥有雄兵百万、辖地万里、臣民上亿的大明国，必将在短期内迅速灭亡。

他在奏疏中非常透彻地剖析了明朝内忧外患、四面受敌、人心尽失的处境，认定它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即使不是清国，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推翻他们。

他对这一基本形势的准确认识，对久怀入主中原之雄心的八旗王公们而言，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为他们的最终决策打了一剂强心针。

第二，他意识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已经不是明朝，而是流寇，率先提出了与“流寇”争天下的观点。

如果说，在此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明国将亡的论调，范文程不过是将它阐述得更清楚、更全面、更深刻的话，那么，与明末农民军争夺明天下的论点，则是范文程最先提出来的。

此时的清朝将领和谋士，对大顺、大西这两支农民军所知甚少，仅把其当作活动于西北一隅的普通“流寇”。

这里举一例证明：顺治元年正月，蒙古鄂尔多斯部向多尔衮报告了李自成取陕西、攻三边的消息，当时，多尔衮还“当机立断”，于当日给农民军写信，表达了自己想与他们建立联系、协同攻明的心意。

多尔衮在信中明确讲到：“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这句话翻译出来，意思就是说，我们想和你们相互配合，共取中原，如果这事情成了，咱们真能夺取一席之地，那么我们就把它分了，共富贵！

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多尔衮并没有多少远见，他的思想意识还停留在早期的攻城略地上，并没有入关一统天下的觉悟。

就在这样的紧要关头，范文程能高瞻远瞩，敏锐地察觉到农民军才是清帝主入中原的大敌实属难得。他在奏疏中特意强调：“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矣。”

这一论断，引用了秦朝衰微时，楚汉逐鹿的经典故事，既贴切又十分精辟。这番话，一语惊醒梦中人，使多尔衮茅塞顿开，为清军入关及其与大顺军的决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四，他及时指出良机难得，稍纵即逝。若不把握机会，可能就会功败垂成，永久的失去入主中原的机会。

范文程在奏疏中剖析了明朝必亡、“流寇”势强之后，着重点明，“中原土地人民，是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恐将落入农民军之手”。因此，如果处理不当，不争取人心，则有可能以己之力驱逐人民投往“流寇”，到那时大势就无可挽回了。为此，他大声疾呼：“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成败与否，在此一举。

如今回过头来再看范文程此论，确系高见。

此时李自成已入据北京半月有余，河北、山东等地传檄而定，如果清军晚个一年半载才出兵，大顺农民政权有可能会统一黄河、长江流域，全部接管除辽东以外的明朝旧有辖地。到那时，大局已定，清军要想问鼎中原，就难上加难了。

最后，他提出变方针，创“大业”，禁杀掠，收人心。告诫统治者要切实改变思想，为统治天下做准备。

早年努尔哈赤曾大杀辽民，二贝勒阿敏曾弃遵化屠永平，清军四次入关，皆抢掠而返，这使得明国臣民都认为清朝并无大志，不过是抢掠子女玉帛而已。在这种心态下，他们纵来归附，清朝亦“未必抚恤”，因此他们疑惑不定，不愿信任清朝。

范文程剖析了汉民“因怀携贰”的缘故，因此果断提出应当宣布此次“进取中原之意”，申严纪律，“秋毫无犯”。

与此同时，他还纲要性地提出四条原则：“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这四条原则，对后来清朝入主中原，统治天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了基本国策之一。

纵观范文程的这四条建议，对清夺取中原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对促使清军出兵山海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这封奏折与天聪早年间奏疏的对比来看，范文程在皇太极的领导下，其智谋的成长的确是突飞猛进的。一个做事业、心怀天下的人，能遇到一个明主，是何等的幸事。

韩愈也曾说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古至今，多少人才都埋没在了俗世的尘埃之中，纵观古今，又有几人能像商鞅一样遇上秦孝公、像张仪一样遇上秦惠文王？范文程能遇见皇太极，这也许就是他的宿命！

四月初九日，也就是范文程递上奏疏后的第五日，摄政王多尔衮带领郡王多铎、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统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祭师出发了。

在出发前，多尔衮明告三军：“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虏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