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讲到这里，咱们不得不再次讲到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那段往事了。

四月十四日，大军抵达翁后，明将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遣使前来求兵，书信中言及李自成已破明都，崇祯已自缢身亡之事。多尔衮见信十分震惊，他感到事关重大，因此立即派人前往汤泉，急召在汤泉养病的范文程回京，共商大计。

范文程当时虽然抱病，但一听明朝已亡，哪里还坐得住，立刻就收拾了行囊，跟着信使一同回了盛京。

一路上，他深入地思考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觉得这正是清兵入关的绝佳时机。于是，一到盛京，他就立刻入宫面见多尔衮，建议道：

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伐厥君后，天怒矣（自从李自成起兵，战火涂炭，中原动荡，最近又入侵京师，逼死了皇帝与皇后，这已犯了天怒）；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他用酷刑再三侮辱士大夫们，拷打劫掠财货，士大夫、官员们早已被惹怒）；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抢掠百姓的资产，随意强抢民女，纵火烧房无恶不作，百姓们对他也必定愤恨不已）。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他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得一塌糊涂，行事又如此骄横，我们可以一战就攻破他）。

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何功不成（我国上下同心，兵强马壮，时时操练，有什么功业是成不了的呢？）。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嗜杀者还能的天下的）。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思。倘思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我国如果只想称霸关东，那么攻打劫掠也不是不可以。如果还想要统一区夏，入主中原，那就必须要安抚好百姓不可！）。

本来，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乞兵书，相当犹豫。

是前进，还是中止，这是一个大问题。

清军之行，本是为了夺北、京取中原，如今既然农民军已先据都城，直捣山海，那么，清军究竟还有无必要继续前进，值得深思。过去清兵三逼明都，皆未能得手，现农民军既然能袭破其城，那就说明他们的战斗力必然很强。如果清兵与之交战，恐怕也是胜负难卜。因此，是不是要入关，是不是要和李自成打，这对清兵来说，也并不是一句话就能拍板定论的事情。

多尔衮思前想后，还是不能下定决心，他对阿济格、多铎说：“我曾经三次围攻明朝的都城，却一直无法攻克，结果李自成一打就攻破了，这说明他的智勇谋略必有过人之处。如今他亲自统帅大军压境，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想乘胜追击，攻入辽东，窥伺我国的领土呢？依我看，与其入关，倒不如分兵固守四境，以观动静。”

听了多尔衮的话，多铎和阿济格两人深以为然，三人坐在一起“咸有惧色，遂顿兵不进”。

正是在多尔衮他们犹豫不决、顿兵不进的紧急关头，范文程讲明了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农民军，获取大胜的原因。他的话有理有据、深入浅出，并且再次强调了禁杀掠收人心的重要性，从而坚定了多尔衮进军中原的信心与决心。在范文程的鼓励与支持下，他终于下定决心，收降吴三桂，迎战农民军！

于是，四月二十二日，两军大战于山海关石河西。这一战，李自成败走，清军大胜，并乘势追击顺利入关。

此时，沿途官民皆饱受战火困扰，早已畏惧杀掠，因此“民多逃匿”。为了保证百姓不受清军荼毒，范文程虽然抱恙在身，却仍然扶病随征。他草檄宣谕安抚人心，上头书写道：“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今日义兵前来，是为了给大家报君父之仇，并非是来杀百姓的。这一回，咱们只杀闯贼一个！）。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官员来归附的，就恢复他的官职与旧时不变，百姓来归附的，就恢复他的产业与旧时不变）。师律素严，必不汝害（军队纪律一向严明，绝不伤害大家）。”

类似这样的檄文还有很多，它们都出自范文程之手，署上了范文程的官阶姓氏。当时，这一宣谕相当有效，百姓们看到了这些“民心遂安”。于是，清军得以迅速前进，到了五月初二日，多尔衮入京，带兵入住紫禁城内的武英殿，从而终于实现了爱新觉罗一族多年以来入主中原的宏愿。

清军进据北京后，范文程昼夜操劳，佐理国政。当时的中原大地百务废弛，社会混乱，人心波动，头绪纷繁。畿内甫平、军兴四出、腾布文告、应给军需，事无巨细，皆由范文程参与决策。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使他“昼夜立阙下”，“应机立办”，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身体极度劳累。

尽管如此，他还是始终紧紧抓住根本问题，积极革除明季弊政，为民谋利，争取人心，在开国定制的道路上艰苦奋斗着。

入京后第二日，他见有明朝旧臣相互诬告，借以打击报复对方，引起了骚乱，就颇有先见之明地向摄政王奏称：“燕京一些人，假托搜捕贼孽，首告纷纷，恐致互相仇害，转滋惶扰，应行严禁（京城中有些人，假借搜捕李自成残余势力的名义，相互举告，打击对方。在这样下去，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