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后事件，的确是孝庄母子失和的导火线，但如果你以为，孝庄母子会感情不和，问题仅仅是出在了顺治的婚姻大事上，那你就图样图森破了！

虽说第二位皇后入宫后不久，顺治又接连闹出了沸沸扬扬的董鄂氏风波（详情参见前面董鄂妃的故事）以及再废后的闹剧，但这也仍旧不是他们最终渐行渐远的根本原因。

那么，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最终还是要归结到政治因素上来。

孝庄与顺治这对母子，矛盾起源于婚姻，但最终却分裂于政见不同。那么，他们的政见，究竟有多南辕北辙，竟会导致母子间关系的冷若冰霜呢？这个就必须联系顺治帝的政治主张来讲了。

其实，要知道当初顺治帝的即位，原本就是作为汉文化的“皇子继承”制度和满文化“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的一个折衷。那个时期的清廷内部，正值汉文化与满文化激烈碰撞、相互融合的时期，顺治最终被满文化的代表人物多尔衮推上皇帝宝座，因此顺理成章的，以满文化为核心的“保守派”就主宰了清初的政局，也主宰了清初的宫廷。

作为“保守派”，多尔衮虽然也重用汉臣、轻徭薄赋、诛除前朝弊政，但他的政治思想仍旧没有发生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根本转变。因此在他的施政理念中，也有许许多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他的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这六大弊政，一直以来都为世人所诟病。

清初，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在击溃李自成数十万农民军的同时，以安置满族“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曾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使得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人身依附关系变强，经济发生倒退。

后来，又出现了奴隶逃亡的现象，于是颁布了重治窝主的“逃人法”。《逃人法》规定，凡留容逃人做工甚至住宿的，都算是窝主，要受连坐之罪。因为这条法律，一时间丧身亡家者竟多达几千万人。

随后，多尔衮又颁布了“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的命令，拉开了征服天下的序幕。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江南诸地皆因此发生了屠城惨案，民族矛盾激化。面对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多尔衮一意孤行，继续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竟还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奏本不许封进！”这种做法，直接导致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民间反清复明的浪潮不断。

面对这种局面，顺治亲政后的当务之急，显然就是要缓和民族矛盾，废除多尔衮的这些弊政。

于是，他一上台，就大行改革，废除了诸王贝勒管理各部事务的旧例，采取了停止圈地、放宽《逃人法》等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同时完全改变了原有的镇压政策，开始积极推行宽松的招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对各地出现的反抗斗争，他不再主张一概坚决镇压，而是坚持剿抚并施的方针，倾听民声，试图安抚。除此以外，他还允许原清兵入关时被俘为奴的汉人回乡探亲，以示满汉一视之仁。

为了安抚江南的抗争浪潮，他颁敕江南，公开声明会改变多尔衮在世时的做法，不再诛戮来降者，而是大开生路，允许他们改过。

这时候的顺治，已经感觉到了满汉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只有满臣而没有汉臣的状况，宣布“满汉侍郎一起参酌公同来奏”的制度，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汉官权力，真正开始重用汉官。

为了安抚汉人，他还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强思想统治。他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并注重实行满汉一致。顺治十年四月，他甚至决定对满洲部院各官员实行汉官的离任丁忧制。

通过全面倡导忠义，顺治为清朝树立了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这一切对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改革派，顺治的这些政策虽然是积极的，但却触犯了满洲贵族、保守派们的切身利益。其中，停止圈地、放宽逃人、废除诸王贝勒的特权，这些措施对老满洲贵族们的切身利益伤害最大，既夺走了他们的政治特权，又减少了他们的经济来源。这使得他们对顺治的改革措施百般阻挠，最终致使改革计划实施起来总是难以落到实处，就算落到实处也难以持久。

久而久之，清廷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就愈演愈烈了。那么，在这场斗争中，孝庄是站在哪一边的呢？很不幸，她和儿子并不是站在同一阵营的！

虽然清史中总是说孝庄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女政治家，但是很可惜，在政治意识上，她不如自己的儿子来得先进，仍处于多尔衮与皇太极的那个思想觉悟水平上。因此，当她看见儿子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提出的这一系列主张的时候，心中反对的比重远远超过了支持。这使得她站在了反对汉化的勋旧大臣们身后，开始在朝堂上与自己的儿子暗中较劲……

讲到这里，你大概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