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张哈与孙鸣山在山里擦肩而过向吉东特委传送情报。√那么，这个情报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由于哈达河、夹信子、半截河、梨树镇等地被叛徒的出卖，地下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吉东特委委托王德林、韩福英前往寻找傅文忱、张哈等没有暴露的人员迅速恢复党组织和谍报工作，不断发展新党员。韩福英何许人也？她个子不高，面目清秀，读过私塾，参加“反日会”，曾在宁安、东宁等地组建抗日武装，战斗经验丰富，是一名“老中共”。这天，她与王德林在牡丹江火车站一同登上去往安东密山的火车。

车厢内，随着火车颠簸的轰鸣声响起，日伪军警和日本宪兵开始在车厢内不断穿行，审视每名乘客。王德林化名“胡醒云”身穿一副长袍，戴着礼帽，装扮成“老客”商人。韩福英身穿旗袍，一身阔太太打扮，坐在拥挤的车厢内。这时，一名日本宪兵死死地盯着他们两人，询问道：“你们的，什么的干活？”王德林不慌不忙地回答：“太君，我们买卖的干活。”接着递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证件，这名日本宪兵认真扫视了证件后，又重新地看了他们一眼，将证件还给了他们。

火车前行，车厢内的军警越来越多，盘查的次数也增加了起来。王德林心里很清楚，火车越逼近中苏边境，敌人对人员监视更加的严密，更何况近来，日本人多次受到抗联游击队的侵扰和抵抗，反侦察行动更加地严厉。安全起见，按照预先的计划，火车行至梨树镇之后，他们下了车，与梨树镇地下联络站王海接上了头。当天夜里，住在了王海家。王海通报了梨树镇工运情况和地下党破坏情况。王德林认真地对王海说：“当前斗争形势严峻，不能有侥幸心理。在做好自身安全的同时，搞好组织发展和交通线情报传递工作。我们近些日子密切配合，动员骨干力量与敌人周旋，打了几次漂亮的战役，营救了不少同志，多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在矿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很鼓舞人心，与你的努力分不开的。”王海微笑地说：“我哪有那么多能耐啊，都是你出的点子小鬼子吃尽了苦头。只要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会全力以赴去做。”此时的韩福英与王海妻子唠家常，很谈得来，像从未见面的亲姊妹那么亲。他们一直谈到了深夜。

第二天清晨，王德林与韩福英在王海的陪同下来到了梨树镇火车站，与之告别。火车上，两人并排坐在座位上。不一会儿从站台上来了一个人，手持车票，看了看坐席后，停留在他们对面。受职业影响，王德林习惯地打量对方，只见这个人个子高挑，长方脸，蒜头鼻子，身着臃肿的棉大衣，将一个布袋塞到了座位底下，越看越觉得这个人有些面熟。当这个人坐好时，才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是他？几乎同时，这个人也注视着王德林，很吃惊地问：“你是……”“呵呵，老同学，没有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你。”王德林率先发了话。“呵呵，是啊是啊，你身边是？”“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婆，是你的新嫂子。原来的嫂子你知道的，就别提了。”韩福英听王德林这么一介绍，脸上泛起了红晕，心想，老王啊，真有你的，还来真的了！她马上恢复了平静，欠欠身子，点头示意。原来王德林偶遇的老友，名叫陶生贵，比王德林年龄小一岁，老友相见格外的亲近。陶生贵问：“哥，这次和嫂子到哪里去啊？做什么大买卖？”“我和你嫂子去夹信子跑买卖，做点山货生意。”王德林说。“真的啊？太巧了，我就在夹信子石印局做工，专门刻字，正好同路……”“哦，是有点儿巧合，那太好了，有了你就方便多了。”王德林佯装不熟悉回答道。“哥，放心，只要用着我，尽管吱声，那里我太熟悉了。”

火车到了一个小站，停了下来。陶生贵说：“哥，咱们到站了，现在就下车。”此时，已经下午4点多，阳光暗了下来。下了火车之后，雇了一辆马车，沿着崎岖山路，来到了夹信子。陶生贵领着他们住进了一家客栈。

住了一晚上，王德林与韩福英早早地起来，按照指定的地点，来到了夹信子东下洼子一个瓜窝棚，接头人名叫老赵，至于叫赵什么，他们两人一无所知。走到瓜窝棚跟前，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瓜窝棚已经被人为的破坏，四处瓦砾，支离破碎，荡然无存，人影皆无。直觉告诉王德林这个地下交通站已经被敌人破坏。立即拽着韩福英胳膊低声说：“快走。”两人离开，回到了客栈。没有接，又不能离开，王德林与韩福英陷入苦闷之中。心想，不能这么等着耗着，参加革命了，就不能停止为党工作，即使出现更加的困难，也要坚持斗争。于是，减少经费支出，两人只好在夹信子附近租住了一个茅草房，平日里王德林跟随陶生贵来到石印局，这是一家小型石板印刷厂，石印局的老板信奉基督教，经常出去传教，家里的生意由陶生贵打理，并负责刻图章。时间久，与那里的印刷工人混成了朋友，其中一名叫于仲友的工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在一次谈话中，王德林结合当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讲述了人们深受苦难之中，渗透了抗日主张，不断地试探和启发他们。这时的于仲友仔细地听着，目光闪烁着兴奋和疑虑的光彩，好奇地问：“胡大哥，你来这里究竟做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