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站在一旁的陶生贵心里很清楚知道王德林姓氏名谁，王德林事前已经告知陶生贵方便做生意，使用化名，自然也不探问，也叫其“胡哥”。

于仲友突然这一问王德林陡然生疑，微笑着说：“我是生意人，自然是跑买卖喽。”

身高只有一米六左右，体态瘦小的于仲友低着头，喃喃地说：“你说的话和我老师讲的一样。”“你的老师是？”王德林追问。于仲友抬起头，眼睛明亮，很自信地说：“我的老师是我的偶像，他叫李德福，给我讲过很多抗日道理，忧国忧民的想法，可惜离开家乡，再没有见到他。”说完，脸上流露出惋惜和思念的神情。“那你是哪里人？”王德林又一次追问。于仲友手里清洗着刻字板，意地回答：“我是穆棱人。”王德林心头一热，对于李德福来说，他再熟悉不过了，是吉东特委主要负责人，也是穆棱人。他并没有立即回应，这是地下组织的政治纪律，不能随意地暴露身份，只好谈话中止。

事情总是这么巧合，正应了人们经常说的那句话：“无巧不成书。”从此，王德林更加频繁来到石印局，有意地接近于仲友，宣传革命思想，渗透革命道理，成为无话不说的好友，紧密跟随王德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组建了“抗日会”。

这是一个雪花飞舞，千里冰封的隆冬时节。一天，王德林要找的交通员老赵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原来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后，他紧急转移，被张哈隐藏在哈达河，张哈随即与中共吉东特委取得联系，回来后，接受中共吉东特委决定，要求老赵及时与王德林联系。这名饱经风霜交通员人高马大，方型脸，脸腮长着浓密的黑须，那双大眼炯炯有神，说起话来嗓门洪亮。对王德林说：“德林同志，我终于找到你了，安东密山县高官老曹被捕了，已经押往穆棱，其他同志都已经转移了。组织要求重新恢复党的组织和地下交通线，党的工作一刻也不能中断。同时，特委要求单线联系。先到半截河镇东门外与杨坤接头，通过他了解半截河镇日本守备队翻译官王志诚近况，然后再确定是否与王志诚接上关系。一定要注意肩上搭着蓝布袋子的人，这个人就是杨坤。接头暗是：‘老乡，需要小米吗？’他回答：‘我不要小米，要的是黄豆。’一定要记住。好了，我走了。”老赵说完，风风火火地迅速告退。

望着老赵的背影远远离去，王德林内心很不平静。回到屋内，站在窗前，看着飘落的雪花，心想，面对敌人残酷的镇压和破坏，恢复党组织和地下交通线谈何容易啊！深知自己的担子很重，时间紧迫，既然组织信任我，那就尽快恢复组织活力，积极开展活动，狠狠地回击敌人。他紧紧地握紧拳头，眼中溢出坚毅的目光。王德林知道这里距离半截河镇只有40华里，是日本鬼子把守的重镇。要与杨坤安全接上头，没有傅文忱是不行的，找到了他，自然就找到了杨坤。沉思片刻，又一想，这样不妥，这是犯了地下工作的规矩，不能绕弯子，只能单线联系。于是，他与韩福英商量，仍以夫妻的身份，扮成商人前往半截河镇。

第二天，王德林按照特委的指示，来到了半截河镇东门。见到一个人肩上披着蓝布袋子站在一家杂货店门口，嘴叼着旱烟袋“吧嗒吧嗒”地在那里吸着，不时地向这边张望。王德林断定这人就是杨坤。王德林和韩福英一前一后向这边走来，王德林上前搭话：“老乡，需要小米吗？”，对方回答：“我不要小米，要的是黄豆。”

接头暗对上了，杨坤说：“到我家看看大豆成色，就知道了！”“嗯，好的。”王德林与韩福英跟在杨坤的后面，来到了他的家里。杨坤的家坐落在半截河镇北面最后一道街的一处茅草房。年方四十有二，圆脸，身高不足一米七，妻子在辽宁抚顺老家。王德林看到屋内的设施很简陋，墙上挂满了十几盘夹子，专门狩猎野兔子、野鸡等。外屋和内屋没有间壁，只有半截的土坯子垒在那里，土炕上面铺着一张旧的不能再旧的铜红色苇席，上面有两处破损的窟窿，已经露了炕面的黄土。一张发黑的饭桌放在炕中央，桌子上面摆着一盏煤油灯以及还咧着口子，露出金黄色旱烟末的小布袋子。几句寒暄才知道杨坤是被日本人骗来到虎林修军事工事，是为数不多逃出来的劳工。幸亏跑到半截河镇遇到了辽宁老乡把他收留了下来，以狩猎为生。后来积极参与中共组织开展的“抗日会”，被傅文忱吸纳为中共地下交通员，协助傅文忱传送情报。杨坤憨憨地说：“我这里有点儿太脏太简陋了，不过，还是能够住人的，你们先休息好，待我打探后再说。”“杨坤同志，你太客气了，我们干革命，没有那么多说道，只要把我们的任务完成好，比什么都强。你说是不是啊？”王德林说道。

“是啊。你们来，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就成。我先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说完，杨坤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韩福英是个闲不住的人，动起手来收拾屋内散落的东西，清扫灰尘，洗刷锅碗瓢盆，瞬间屋内整洁了许多。对王德林说：“你们男人，没有女人在身旁，是不行的，家不像家样，人变得邋遢。你瞅瞅这屋子让杨坤造的，进不去人了。”王德林微笑地说：“是啊，男人不能没有女人，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