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05年四月初，全国武举会试在京城举行，由兵部负责，翰林官二人、给事中一人及兵部属官四人为同考官，监察御史二人为监考官。会试规模远大于乡试，声势浩大，等同于文人科举，中举者亦称为“武进士”，可以封官加爵，因此参与者踊跃。

毛文龙只知埋头备考，全然顾不上再找寻宁彩莲母子，更料不到她们已被沈啸虎当作礼品赠予李大人，于去年末来到京城，李大人官复原职，仍在朝中为官。然而，宁彩莲命运多桀，厄运正在一步步向她逼近：由于哺乳期已到末期，乳汁渐渐稀薄，质量低下，遭到李大人唾弃，一家四口不久被逐出李府，流落街头。幸好那老妈子平常偷偷把沈啸虎给她买零食的散碎银子积攒起来，有些积蓄，租赁了一间民房，才免于受冻挨饿。

既然没有奶水，宁彩莲索性给孩子断了奶，调制稀糊喂食，自己重拾女红，做些针线活卖了挣钱；老妈子也帮别人洗衣做饭，一家人好歹有碗饭吃。

会试于吉日正式开场，共分三场：马射发九支，中三支以上为合格；步射发九支，中一支以上为合格；笔试考策略一题，论述一题。

沈啸虎早早赶赴京城，住在李府，带了许多金银上下打点，尤其几位主考官，都得了他不少好处。有这些铺垫，沈啸虎踌躇满志志在必得。

毛文龙和黑旗长囊中羞涩，又有军职在身，不敢提前，考前一天才抵达京城，住进驿站。晚上毛文龙给自己卜了一卦：诸事顺利，唯有文曲星明日不在其位缺少眷顾，文采上恐要输与他人。他心里略略有数了，决意在武艺上胜过别人，以掩饰文采不足。

会试果然不同凡响，各路高人云集，其中既有武学门生，也有民间凡人。考场位于一处军营大校场内，旌旗招展，守卫森严，寻常百姓只能站立于栅栏之外观看。校场最后面摆放着几张大桌，主考官们正襟端坐，旁边带刀侍卫环伺。

第一场马射开始，参试者十之八九俱射中三支以上，被淘汰者寥寥无几；第二场步射大同小异，绝大部分顺利通过；最后一场笔试，有五人文采斐然，独占鳌头。

这一结果让主考官难以抉择：按照惯例，武举会试最后胜出者有一定限额，分为上等、前中等和后中等，以往考试成绩悬殊，很容易区分，可今年优异者众多，如何分出高低？

经过一番商议，主考官们宣布加试：武艺比试增加难度，马射发九支，中七支以上胜出；步射发九支，中八支以上胜出；笔试临时指定默写“武经七书”之一内容，全部正确者胜出。

通令既出全场哗然，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但无一例外都愿意继续参加考试。

又一轮激烈比试后，已然分出仲伯：沈啸虎、毛文龙、黑旗长均得以通过，其中沈啸虎、毛文龙马射、步射九支全中，沈啸虎笔试高居首位，默写一字不差。

主考官朗声宣布：此番会试沈啸虎高中“会元”，其余人皆中“武进士”。

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殿试即将举行。

大明立国以来，一直对武举忌讳有加，直至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孝宗皇帝才颁布《武举法》，制定了“策略”与“技勇”并举的考试原则，而当国内或戍边局势趋于恶化时，则更看重“技勇”。毛文龙生逢乱世，受到命运之神垂青，因此一鸣惊人便不足为奇了。

大明到了万历年，国家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神宗皇帝更加重视武举制度，希望从中可以选拨栋梁之材，这次殿试特别颁旨：要求会试中举者不分优劣，一律参加笔试和殿前比武，前三甲将获殊荣，除得到皇帝亲自接见奖赏，还将身穿锦袍骑上高头大马巡游京城一日，接受百姓庆贺。

殿试又称廷试，顾名思义，考试在朝廷大堂之下进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前三甲由皇帝钦点。公元1605年十一月中旬，正值秋冬交替之际，殿试如期举行，全国各省考生云集京城，角逐金科状元。

奉天殿殿堂之上，神宗皇帝以九五之尊高踞龙椅中间，近侍太监、宫女、御前侍卫分列两旁。堂下文武百官肃然站立，神情严峻，等待圣上下旨开考。

吉时已到，第一场笔试开始。考生鱼贯而入，一人一座，手执纸笔，按照设定问题应答。两个时辰后，考试结束，题卷交翰林院考官当场阅卷评分。最终沈啸虎仍然名列首冠，只有他心里清楚，是那些金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毛文龙仅排在二十余名，相距甚远，黑旗长更是垫底。

接着弓马武艺比试揭开序幕，考生们实力相当，几乎全部过关，进入下一场考试——实战对抗，亦即是一对一搏击。选手分组进行较量，场面很像民间打擂。考场上南拳北腿各展绝技，看得人眼花缭乱，其中不乏道士、僧侣、士卒、武学门生等，可谓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

毛文龙先后与十余名选手过招，个个身手不凡，让他大开眼界：中华武功博大精深，门派众多，除路人皆知的少林、武当、峨眉、昆仑、太极、崆侗等几大门派外，还有许多旁门左派闻所未闻。如有一场比试，对方自称来自贵州，无门无派，其实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