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并未对此次学术论战给出个明确的结论，只是明令：今后省试和殿试依据传统的儒家经典，不再固定一个或几个学派的学说，参加考试的学子们可以尽管挥，只要你能言之成据即可。√

对于原来高宗赵构时期“树理学、打压其他学派”的做法，周复很是不以为然，因为他觉得学术之争靠的就是辩论，道理越辩越明，用权力去压服或是认定，根本没什么意义。

只要是在正常的学术讨论范围内，大家尽管畅所欲言、百家争鸣，学说应该是可以兼容并蓄、共同展的。对于各派之间的互相攻击，朝廷反而应该进行制止。

皇太子为原来被奸相蔡京等人列为“罪臣”的北宋名家苏轼的文集作序，并赞扬其为人、学风，随后奏请天子赵昚，追谥苏轼“文忠”、其弟苏辙“文定”，追赠苏轼为太师，他所创立的苏氏蜀学重新兴起。

此次辩论对大宋朝廷是个收拢人才的好机会，原本一些各种各样原因不愿意出仕的有才之人，此时大都来到了京师临安。

皇太子下旨召愿意留在朝中任职的贤才从政，一大批在民间素有名望，却因为科举等原因无法入仕的贤才朝廷。虽然他们暂时担任的都是一些闲职或低级的职务，却为后面官制的变革准备了可供选择的人才。

论战之后，公开反对恢复中原和进行变革的声音从此消失。

就算有人对变革不满，大家也是就事论事，不再仅仅是以祖宗规据或是传统来进行反对，至少在反对的时候言之有物。

本来在朝野弥漫着的死抠儒家经典，蔑视实务、农商的空气渐渐散去，空谈性理的所谓“清谈君子”没有了市场。

借着临安杂术讲座火爆的盛况，皇太子随即宣布：在京师临安设立国家级别的临安公学，该学校专门负责教授“杂术”。一般学子只要能通过临安公学的入学考试，就可以学校学习，在学习期间待遇和太学、国子监、临安武校学员待遇相同。朝廷及各地官府与杂术相关的官吏在升职之时，都要到临安公学接受培训。

临安公学从此成大宋科学技术的集中之地，无数从它这里毕业的学子把各种各样的知识传播开来。之后，在它基础上设立的临安公学院成大宋先进技术的研究核心，尤其是军事技术。

金和西夏、西方吐蕃各部都想得到临安公学院的研究成果，环绕着临安公学院也成为各国探子们斗智斗勇的舞台。

随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军队中的军制改革进行的较为顺利，中央的整个军事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这是大家争议较大的一块。

自高宗收取兵权以来，军队由朝廷掌握，又基本回到了原宋朝的旧体制上，高级将领无法直接领兵，一遇战事，大臣都有权参与讨论，决定领兵大将、军事决策权，然后由皇帝决定。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彻底消灭了将领拥兵对皇权的威胁，也使得权责明确，可以保证军队的后勤供应和军事技术的展；弊端也很明显，“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将领如何指挥？这样的军队很难有战斗力。

尤其是遇上没什么军事素养又喜欢干预军务的皇帝和文臣，有时，甚至以没有军事经验的文臣和士家子弟领军打仗，这仗就没办法打了！

经过此次，兵部成为处理日常事务、人事、后勤的机构，没有对军队的直接权；设元帅府，高级将领平时在元帅府任职，军队的训练和调动，方便将领熟悉各支部队的特点，战时元帅府节制诸军、统一全**事战略指挥，但不得干涉政务；枢密院最终成了专门的参谋机构，负责平时的情报、战事的建议，对军事指挥有制衡之权。

调兵权还掌握在皇帝的手中，一旦指派了高级将领担任战场的指挥官，同样派出谋士团作为协助，战场指挥权从此下放到负责指挥的将领手中，不再由皇帝干预。

宰相和中枢官员平时可以通过兵部任命、罢免将领、各级军事官员，制定军事法规来军务，但不能干涉具体的军事指挥，彻底取消了文官对战事进程的干预。

在宋朝原来已经制定的《赏罚格条》基础上，再由朝廷制定全面的军法，保证军队训练和后勤，以一支既忠于国家，又可以决胜疆场的军队。

最后，太子周复决定：在兵部设军法司，各部的军法官员由兵部直接派出，他们的升迁由兵部考核，各级将领不得干涉，下一级军法官向上一级负责。军法官在各军中都有着绝对的权威，依军法处置将士，就连主将也不得干涉；但一旦他们徇私枉法、或是处置错误，也得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临安武校下面，恢复仁宗、神宗时曾经设立中央和各府两级武学，实行“武举”、“御试”等制度，培养各级将领。未来将领、谋士、士兵也由各地方武学按兵部所定的标准负责选用，一旦军队，可以保证得到稳定的军饷用于养家，立功后也能得到较为丰厚的赏赐，以此逐步改变军人被过度轻视的传统。

在上述基础上，改变整个官方关于军事的工场，关于军事的工场都转由兵部控制，工场中的工匠身份提高，不再属于贱民，立下功劳的工匠也有可能得到朝廷所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