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开始，就开始着手对中央官制进行调整。

为了防止将来有人会用跟自己一样的方法登上皇位，赵匡胤采取了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来削弱各个部门主掌官员的权力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有些官只是空名，所谓“官”，很多时候只是简简单单的拿个俸禄而已。

这类官有两种情况，第一，在赵匡胤以及其后继位的宋太宗赵匡义统一五代十国的过程中，为了更快的完成统一，留用了大批各国旧官员，使他们保持官位，领取俸禄，但不让他们掌握实权（只对其中认为可靠者安排一些实际职务）；第二，对于宗室、外戚、勋旧，也仅授予高官，优加俸禄，而不给实职。到了宋真宗的时侯，便把这些措施加以制度化。

按照宋真宗制定的制度，大宋朝的官员一般都有“官”和“差遣”两个头衔，有的官还加有“职”的头衔。“官”只是说明他可以领取俸禄，而职才是真正有实际权力。

每个机构彼此互相牵制，“任非其官”的情形很普遍。例如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大夫、郎中、员外郎、卿、少卿等，在成为官阶的名称后，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不再担任与官名相应的职务。这些官名只用作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的根据，因此称为正官或本官，又称阶官或寄禄官。这其中又有文资、武阶的区别。

大宋朝的官职中，只有差遣才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差遣的官职名称中常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字，如知县、参知政事、知制诰、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之类。

官阶按年资升迁，即使不担任差遣，也可依阶领取俸禄，而差遣则根据朝廷的需要和官员的才能，进行调动和升降。所以真正决定其实权的不是官阶，而是是否在官职前有“差遣”等字。

官称和实职的分离，使大宋朝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名义上都有正式官员，但除非皇帝特命，才有具体的实权，并且大多数都是不按照官职管理本部职司的。因此，大宋朝的各级府衙机构中，很多官员即便到了致仕退休的时候说不定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实际职权是些什么，应该做什么又能做什么。

这就造成了大宋朝极其畸形的臃官冗吏和极其庞大而臃肿的官僚机构。

通判，又称知事通判。一般是正七品或者从六品的官阶。宋太祖为加强控制地方而在各州、府依照唐制设置通判一职，辅佐知州或知府处理政务，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州府公事，必须有通判和知州、知府同时署名方能生效，并有监察官吏之权，因此又号称“监州”。

大宋朝知州和知府的官阶一般都是从三品和正四品，而通判则是从六品和正七品的官阶，在权级官阶上通判和知州、知府有一定的相差，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辅佐郡政，可视为知州副职，但是通判却又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更有监察一州一府上下官吏的权利，因此通判官阶虽然不高，但是却是权柄极重。

通判和知州、知府大小相制，才能让皇帝更好的掌控地方。

临安府作为帝都，虽然只是一府，但是在临安府的知府品级上却是要比地方上的知州还要高上一级，为正三品。与此同时，临安府的通判也要比各州的通判要高上一阶，为正六品。

官阶品级并不是太过重要，按照大宋朝的官制，正一品乃至超品的官员也都是有很多的，虽然品级很高，但是却大多都是虚名，没有多少实权。

譬如郑清之的特进左丞相，说的好听点也是左丞相，说的不好听点却只是个虚名，也就是只有左丞相的名号头衔，却同事实上的左丞相乔行简在实权上根本没法相提并论。

但是通判不一样，通判的品级不高，但是权柄却是极重，更兼之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命、具有能够直面皇帝奏禀和监察地方官吏的权责，所以有些强势的通判甚至能以小制大将知州、知府玩弄于鼓掌之中，所以通判虽然位不高，但是却是地方官吏中数一数二的实权职位。

贾似道之前只是蒙荫添做籍田令，这籍田令是从七品，无论是品级还是职权，都是大宋朝官阶中最不入品和入流的官职了，甚至很多人都不将其称作官，只是吏而已。

从不入流的小吏一跃成为大宋朝帝都临安城通判这样一等一的实权要职，不仅完成了有些吏员穷其一生都不能完成的升迁，更是在官阶上也一样三级跳，算是正式踏入了大宋朝中级官员的行列。

即便贾似道已经中了一等进士很快就要被授官，但是这个授官即便是状元也最多只是被授为正七品的知县之位而已，更莫说其余不是状元的进士了，初初踏入官场这授官基本上也都是闲散职位罢了，随后才会在有实缺空余的时候酌情补迁。

所以，三天之后的授官，大多数新科的进士都是会领了品级和一些虚的官职，然后就无所事事了，等着有实缺或者说空缺的时候补上；只有那些出身世家勋贵或者大族豪门的士子们，才能真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