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教学楼的各项秩序。好好说一百遍，不如整上一顿，或许这就是人的劣根性。

更可怕的是的集合，队长都是早早就站在楼下。对于我们习惯了说说笑笑，一摇三晃的上下楼，他眼里开始蕴藏着不满。总有那么几个人在后面稀稀拉拉的蹦出来，连我们都感觉有些不安。

终于在一个下午，他用一组集合的时间数据列举了我们小值日集合、开饭集合、操课集合等各种慢。开始了集合整治。他在楼下拿着表，值班员每次吹哨集合都要求大家穿不同的衣服，连续十顿，速度一次比一次快，换来了他缓缓的一句，希望大家好自为之。

再后来，不整齐的转体要反复练，踏步不高被反复练，口歌声不响反复练。之后还是用那个冷峻严肃的表情讲评：“我见不惯那种要死不活的踏步，脚不离地，腰杆不当家，摇摇晃晃，喊口要死不活，哪像支部队？一支部队要通过良好的形象展示出来，从队列里能看出战斗力……大腿抬平，脚尖下压，后摆打开，二队的踏步，严于条令，高于条令，要踏出气势，口要从胸腔迸发吼出来，要竭尽全力喊出排山倒海之势。”

餐厅帐篷的门朝西，门前是条一米的过道，过道的旁边是一片草坪，草坪的北侧放置了一排水池，那是大家洗碗筷的地方。每天吃完饭去洗餐盘，正常的路线是顺着帐篷前的过道走到尽头左转，但大家都习惯于斜穿过去，到了团结校区没几天，青翠的草坪就被走出了几条黄黄的土路。各队都强调不要穿越草坪，但法不责众嘛。没想到这也会换来四十分钟的军姿。

那天午饭后，大家并没有注意远处一直看着草坪的队长教导员，还没洗完餐盘就全队集合。队长说：“大家看着这日趋光秃的草坪，特别是从我们队门口一直到水池的那条痕迹，冷静一下，没有踩过草坪的可以离开。”没有一个人打报告离开，我们用四十分钟的军姿坚定了再不踩草坪的决心。从那以后，全队再没人踩，吓得其他队也没人敢再踩。

五班打扫楼道卫生，楼道的垃圾桶是他们的管辖范围，连续两天没倒垃圾。队长说二队的角角落落都要有人管，要求揪出责任人，把垃圾倒出去，再装回来，来回五次。印象中后来的一年，再没有出现过垃圾不及时倒的现象。

两周的室内课结束了，开始了西靶场的室外课。因为请领武器装备慢，我们不得不跑过去。回来后练了五顿领装备，还装备，速度很快又上来了。队长漫不经心的说：“今天就这样，往后还是慢就多练几次。”

边灿的口头禅“国骂”，连续三次被队长听见，队长给他开了一处方，把那三个字写五千遍，吓的边灿那段时间说话之前都要停顿一下。

队里三番五次强调，不要把插线板连到床铺上，一晚上开着电扇对这着人吹，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邹天来后半夜悄悄的又拉了上去，被队长查铺发现，五班第二天晚上专题开了安全形势分析会。

周末的队务会开了一半，队长就叫停了，说：“开会是解决问题的，值班员总结工作条理不清，点问题不见人见事，遮遮掩掩，还没当干部就和稀泥！”又随机叫了几个临时班长，没有一个人准备本班的周讲评。让骨干重新准备，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开。

被子给的时限到了，但还有一部分人不达标准，每天中午，俱乐部里又像四年前的新兵生涯一样压被子。

万林波值班还好，五班的人都比较配合，他总能把很多要求提的让大家听的舒服。但那个一排负责人关牧云，似乎就是队长的帮凶和爪牙，一到队伍面前就是满脸的严肃，简直就是队长的翻版。

两个星期下来，我们感觉到了，二队的规矩真是多。他让我们前所未有的发现自己是如此的低能，生活竟不能自理。不但距离一名军官还很遥远，就连与一名合格的军人都有差距。这种回炉重造，我们心里不服气，敢怒不敢言。他所要求的似乎又全是对的。在二队，我们就是一台加满油的机器，随时都需要保持足够的动力。

当时总感觉队干部用有色眼镜看我们。论专业学习，我们比不上合训院校的技术专业；论综合素质，我们比不上其他陆军学院甚至边院的其他专业，所以仿佛救世主一样，想方设法要改造我们。

他们总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和部队的标准来训导我们，但学员与干部，始终是一对矛盾体，也像两根平行线，永远都交不到一起。用队长的话说，就是“我和教导员把心交给了你们，你们却很随意的拿起来喂了狗。”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一个学员队，他俩，我们，是两个阶层。教导员再笑眯眯都是他俩的一员。不管是亲和的万林波，还是冷峻的关牧云，再怎么训斥我们，都是我们的一员。

抽烟也面临的严峻的形势，队长不抽烟，不知是他拥有狗一样灵敏的的嗅觉，还是对烟味的敏感，远离一米之外他就能精准的判断谁是烟鬼，谁刚抽了烟。哪个班里有烟味，一闻就准。大家牢记他不准抽烟或者少抽烟的规矩，在队里不敢造次。只能在西靶场上课的时候，聚在那个酸臭的旱厕里，赶紧吸上一根。

半个月的时间，陶光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