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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沿滨海大道朝中国城驶去，这条路建得很开阔，很美丽，沿途的花花草草在艳阳下和废气中仍然郁郁葱葱，那些剑麻和棕榈，越炎热越疯长。

虽然接到活儿，马上就有工开，方原的神情还是有点忧伤。

车到天后庙站，上来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手拎着一个瘦猴似的男孩。她一屁股坐在方原外面的空位上，熟练地辟开两腿，让儿子坐在她两腿的中间。女人烫着小波浪短发，劣质洗发水香味仍有点呛人，发质干得像钢丝球，末梢朝天开着许多褐色小叉，又有点卷曲，像暗地里伸出千百只手勾人似的。她穿着没袖的花上衣，是不吸汗的纤维料子，人不胖，体味都特浓，还老爱抬胳膊，没剃过的腋毛活生生地露了一大撮在外，熏得方原下意识地往里缩。

经过松树林，透过车窗，方原看到一个环卫女工，她穿着背部有反光条的橙色制服，正在路旁吃力地扫着绿化工剪下的残枝碎叶，还有过路巴士扔下的荔枝壳儿。她背向疾驶而过的车辆，速度不紧不慢，像站着的不是马路，而是老家的村庄。她一定来的时间不太长，不知道这条路大白天也有清洁工被车辆撞得飞到半空，然后重重地摔到地上，脑浆四溅。你不知道，是因为这儿的报纸没有报道。说是怕负面新闻太多，大家都不敢出门。也有人说，偌大的城市，太多的人口，死一个半个，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新闻。

这时，女人突然指着车窗外的环卫女工对孩子说：“儿子，看到了没？大热天还戴个大草帽扫大街，分分钟会被车撞死，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没好好念书！”

方原听不出她的口音。海城有点像荷兰，穿什么衣服，讲什么语言的人都有。只是这个女人说的话特别可恨，腔调活像以前的地主婆。方原真想动手扒了她的钱包。

她的钱包就在左侧的裤袋里，露了一点边角在外。孩子又坐在她用力张开的大腿内，掏她对方原来说易如反掌。

但方原最终没动。他现在有正当工作，不想碰这些。

只有不顺利的人，牢骚才会特别多。刚开始方原差点去走偏门了，因为每次出去找工作，只要在履历上填上“刑满释放人员”6个字，就完全没有机会。后来他披了马甲在网上诉苦，网友支招，见工时先不填这个，等表现好了再说。于是真的让他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南山一个科技开发公司做销售助理，两个月后，他自以为业绩不错，上司和同事已对他的为人有所了解，便趁一次跟主管喝酒，主动讲了出来。因为不讲，到签合同时隐瞒的话，后果会更严重。主管那天晚上大吃一惊后，马上表示自己非常同情，但第二天上班，他还是隐隐感到办公室的气氛没平常热闹，那些经常揪着要他请吃快餐的小女孩再也不闹了，而且她们一上洗手间，就把包锁时抽屉里；他去冲咖啡，也没人递杯过来说顺便。试用期一到，他就被辞退了。他完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没有到人力资源部去要说法。何必自取其辱，让自己雪上加霜呢？人事主管是个发胖的中年妇人，她一定会满脸堆笑，不卑不亢地说：“因为公司有要求，不能用有前科的人。”

临走前，几个同事不知出于什么心态，把他送到电梯口。他觉得，他们的笑都是拼命地用神经挤出来的。

抱着纸皮箱走到大厦外面，面对阳光灿烂的城市，方原终于感到，一股强大的威慑力从正面、背面和侧面压迫过来，他有点喘不过气了。

但他答应了哥哥不走回头路。这是他的底线。老妈经常让哥哥寄钱过来，这让他更加惭愧。好在不知内情的陶军终日对他笑脸相迎。断续找了一年的工，这天，终于让他找到了鲜花和蜜蜂出现的方向。

方原一直对陶军心存感激，但他很明智，一开始就拒绝进入陶军做翻版碟的地下工场。

陶军也很谨慎，不是所有人他都信任，都愿意收编的。陶军的作息跟一个地下工作者无异，他行踪不定，毫无规律，他要防范的人很多，比如竞争对手报串，比如正版公司雇用的商业侦探盯梢，比如公安，比如城管，比如工商局，比如社区工作人员等一切能给他带来灭顶之灾的人和部门。他一般夜幕降临才外出，打车到关外那套地处城乡交界的自然村出租屋。那比较安全，只要准时交租，那些私建房的农民业主和整条村的人，都很默契地保护你。包括村里的联防队。

陶军的工场并不大，只有3个工人每天帮他分装。他们都是外地人，吃住都在那里。还有一个技术人员，他人工最高，兼管整个程序。此外还有一个住在附近，专门用自己的面包车帮陶军送货的私人司机，这两个关键人物都是以前的战友介绍过来，非常可靠。

因为陶军当过兵，所以管理手下像部队一样严明，不得对外透露工场地点、货源和销售网。而且各人分工都是环节中的一部分，不串在一起，也不打听，只需做好自己的本份，就会准时拿到工资。陶军自己则有点像个打杂的，每晚在那儿呆不够两小时就走人，哪个环节有漏洞他就去救火。没有人知道老板住在哪儿，有没有老婆和孩子。

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