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出来混的那些人里，方原小有名气。他喜欢周围的孩子怕他的样子，就连工厂里的小青年，见到他也要给他敬上一根香烟。他挺享受别人给他的这些面子。

开始他为了埋堆，经常偷家里的钱物出来给大家分享，后来跟家里人翻脸，家里人对他实行了封锁。他们像一群老鼠一样，整窝挪到了县城的出租屋。没有什么比群居生活更令一个少年心旷神怡的了。每天中午起床，下午泡迪厅，只是晚上心里有点空虚，但他始终没有碰白粉。大伟怎么拉他，他都没沾上。方原心里有条底线，是因为老妈曾警告过他，如果他吸毒，她就立即投江而死。那时城里的一些夜店，无论生意多么好，都得留一张台给他们。成就感就是这么来的。开饭店的，摆摊的谁敢得罪他们，大伟两句说不好就动手给人砸个稀巴烂，有铺面的人每个月都得给他们送点钱。有些老板有一些收不回的烂账，也花钱雇他们拿着铁棍和火药去收；最喜欢遇上那些有仇家的，雇他们去“摆平”对手，一单就能挣好几千。

也许吃多了偷回来的鸡，摸回来的狗，不到十八岁，方原的身高就接近一米八，他块头不大，但肌肉精瘦。他身手敏捷，手起刀落，绝不手软。两年下来，和他们一起砍过多少人，干过多少事，他自己也很模糊。只记得最后一次为小芳，他们出手太重了。

当时还以为人被打死了。

那是6年前的春天。本省的电视和报纸都报道过这件事。那天回南，天气潮湿，气压很低，方原想回家取点衣服，顺便见见小芳。临出门，大伟叫住他：“先别走，你带阿龙跟我到桥头酒吧，南头的土豆扬言要干掉我，他们两个人正在那儿喝啤酒……”

不知是碰巧，还是谁泄露了消息，去到那儿，人不见了。扑了个空，有点窝气，看到小芳和一个女伴在桥头酒吧，被阿泉一伙围着调戏。阿泉站起来，弯下腰，硬要请小芳喝下他买的酒。方原全身的血涌了上头。他跳上台，指着他们说了一句电影台词：“我的女人也想碰？打断你的狗腿！”

之后到厨房拿了一根废置的水管，红着眼睛冲上去，朝阿泉的腿猛打。一伙人分头逃窜，跑到外面马路上，被他们各盯一个紧咬不放。突然，他瞥到大伟掏出枪来，对着一个人的后脑壳打了一枪，随着一声巨大的枪响，他看到那人像十字架那样重重地，垂直倒在血泊之中。他吓了一跳，知道出大事了。

混乱中，他和大伟、阿龙逃离酒吧，打一辆大发到邻县的长途客运站，在还没立案前，逃出湘西。

到广西呆了一段，然后从北海再到海南。在黑夜的长途客车中，一夜间长出满脸胡子的方原极度惊惧。他们身上还带着掺杂过的白粉。大伟和阿龙都抽，而且还得拿这个沿路换钱。大伟在这方面有天生的本领，他的嗅觉像狗一样，总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里找到要货的主儿。

每到一个收费站，方原都害怕遇上例行或突检。他知道他们有可能被通缉。他把帽子扣得很低，领子竖得很高。几包白粉一上车就被三人分开放置。他带的用破报纸包着，放在前面座位的下面，自己用脚尖踩着，一有动静就往前踢。

夜行车中他摇摇晃晃，一路忐忑不安，就算瞌睡，也有支离破碎的梦。他恍惚看到自己被抓到，没见家人一面就被立即枪毙，醒过来一身的冷汗。

到了海南，人急剧地瘦了下来，每天要抽两包烟。在五指山下，他说不能再跑了。

三人不敢住店，租了一间山边的农民屋歇息。穷途没路，大家心情都不好，他和大伟老吵架。大伟说他忘恩负义，跟人干仗全为他的女人。他怨大伟多管闲事，下手太重。

没有牵挂的大伟在外最轻松，有天晚上，他喝了二瓶米酒，在林子里遇到一个已经疯癫的流浪女人，看到她小解时身上唯一雪白的地方，就冲上去企图强奸。方原带着刀追出来，不让他解裤头。要女人还不容易？三亚海口亮红灯的地方都站满街头，就怕你不要。那女人脏兮兮的一头乱发下，是一张当了大妈的脸。大伟是野兽，因为他没有母亲的概念。他妈生他时，连胎盘都敢吃。所以他什么都敢干。

最后方原发狠地说：“你干吧，我会在你high的时候，在后面一刀捅死你，让你做个风流鬼！”

大伟回身，拨开小树枝，拿小眼睛歹毒地看了方原一眼。

那一眼让方原不寒而栗。那一眼让方原彻底明白，他跟大伟不是一类人。

没爹没娘的人，心最硬，最冷。

方原下定决心要跟大伟分道扬镳。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方原从外面转悠回来，只见阿龙缩在屋角，他崩溃了，一个人抱着头在哭泣。方原走进里房，发现直挺挺地倒在地上，胳膊挽起，旁边扔着针管。阿龙说，刚才大伟还朝他骂骂咧咧的，他没有回嘴，跑出去拉了一泡尿，回来见里面没动静，进去一看，大伟已不行了，拼命压人中，抽耳光，大伟还是没活过来。

对着大伟微温的尸体呆了一夜，方原才知道什么叫害怕。

晨光曦微时，方原把最后的一包烟当香点着，绕着大伟的身体，插在潮湿的泥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