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元辅先生仍有疑虑，说需要时间，那就依元辅先生所言。”朱翊钧想了想，赞同了明摄宗张居正的想法。

现在行政的是张居正，他觉得不妥，自然有他的道理，而且朱翊钧也极为厌烦科道言官们那些个空洞无物的发言。

“廷议吧。”朱翊钧笑着说道。

王阳明是明一代立德、立功、立言第一人，对王阳明的盖棺定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的变化着。

而最开始嘉靖年间，有保留地承认其事功、全盘否定其学术，斥为邪说；到万历年间全面赞扬其气节、文章、功业，从祀孔庙；再到天启崇祯年间，否定其学说完全打为异端，批评儒学士啥事不干，平时袖手谈心性，难时一死报君王。

再到后世，一面褒扬其事功与学术的相互激发、赞其‘危疑之际，龙场悟道，神明愈定，智虑无遗’；一面批评其‘矜其创获，标异儒先’的冲和平衡状态。

盖棺定论几次变化，表现为贯穿庙堂和舆论之间、各种力量之间的争议和博弈，也揭示出不同时代的现实需要和价值取向。

总体而言，王阳明走后，王阳明就不是他自己个儿了，就跟孔夫子一样。

张居正翻开了一本奏疏，也明白了为何小皇帝突然提起了这件事，是因为礼部尚书万士和提议今年的春闱会试以守仁心学为宜，也就是说，考进士的评卷标准，从朱程理学转为阳明心学。

礼部要换考纲。

张居正语重心长的说道：“万尚书，我不是不同意以阳明心学为主，可是这守仁心学，自从守仁薨逝，这悖谬日甚，只讲致良知，其危害广甚。”

“还有，朝士多半富硕、文教兴旺之地，南衙为主，而云贵川黔陕山闽广则穷困，姑息之大弊遍布大明内外上下，蔚然成风，南衙地面人人欢欣鼓舞，则穷困文教不兴之地，则揭竿而起。”

谭纶看万士和似乎没听明白的样子，开口说道：“元辅说的略显复杂，其实很简单，阳明心学流传南衙较多，你礼部换考纲，就该提前说，最少提前十年。”

“突然改旗易帜，变换考纲，穷困文教不兴之地，这会试干脆别考了。”

谭纶是浙党党魁，他其实应该为他全浙会馆的学子张目，但是他一开口，就说：改换考纲不公平。

大明分为南北中三榜，把进士的名额按照举人数分为了三份，看似公平，但其实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不公平。

进士名额分为了三份，可是这一甲（前3名）、二甲（前183名）的考生，基本上被富硕、文教兴旺之地的南衙给霸占了，一甲直接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能选上庶吉士的也多是二甲的考生。

自英宗以来，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规矩定了之后，大明朝的内阁，就几乎被南衙学子所垄断，而政策上的倾斜，甚至是姑容之弊，就愈演愈烈了。

富硕、文教兴胜之地，得到了政策倾斜或者姑息，欢欣鼓舞；贫困、文教不兴之地，得不到政策倾斜，则拿起武器批判争取。

改考纲，至少要十年以上提前公布，而且徐徐图之，一蹴而就，那是儿戏。

谭纶是既得利益者，但是他既然坐在文华殿上，就不只是浙党党魁的身份，甚至谭纶自己本身，对这个党魁也不是很在意，只是张居正需要一个浙党，代替族党，联合新晋党，造成一种平衡的局面罢了。

“原来如此，那就暂时不改了。”万士和听了张居正和谭纶的解释，思索再三，决定听从两位的意见，不改考纲。

万士和是晋党，他是杨博临走的时候举荐的，陕西和山西，也是穷困、文教不兴之地。

张居正继续说道：“我推举阅视边方兵科给事中李乐，前往应天府做府尹，李乐乃是循吏。”

张居正没有借别人的名义举荐自己的朋党，而是直接开口，自己举荐了李乐前往应天府，顾章志已经被押回了京师，应天府尹的人选，却悬而未决。

“有人有异议吗？”张居正看了一圈，没人反驳，也没有人提出候补人选，选择了贴浮票，请陛下盖章用印。

之所以如此直截了当，就是张居正对江南缙绅的回应，要么阻挠公法，伤任事之臣者，那到时候，国典具存，必不容贷；要么乖乖把田还了，不要再生那么多的幺蛾子的事儿。

廷臣们也明白，元辅这是抓住了南衙权豪缙绅的痛脚，抓住了南衙地面的主要矛盾，有了绝对的优势。

南衙地面的主要矛盾，就是权豪缙绅的侵占和穷民苦力、失地佃户之间的矛盾，更确切地说，张居正挑选出顾氏打掉，将粮道拿在了自己的手里，权豪缙绅再想掀桌子，就没有了那个资格。

而现在，朝廷要求交甲弩还田，就成了张居正占据绝对优势的钝刀子割肉，割的慢，但是他割的疼。

张居正又拿出了一本奏疏说道：“我举荐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