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947年1月10日），耶律德光（辽太宗）以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东京汴梁，在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

靠别人的力量建立的王朝很难长久存在下去。在称帝之前，辽太宗也做了做表面文章，假装让了让帝位，谦虚一番，但后晋的大臣们被赦免已经很感激他了，谁还敢说别的，于是都说“夷、夏之心，皆愿推戴”，辽太宗表面文章做足之后，也不再让，欣欣然坐上了父亲耶律阿保机早就想坐的皇帝宝座。

大同元年二月初一（947年2月24日），耶律德光在东京皇宫下诏将国号“大契丹国”改为“大辽”，改会同十年为大同元年，改皇都为上京，升镇州为中京。

但不久，耶律德光就决定退兵了，还有这等怪事？辛辛苦苦打下中原又放弃？其实这与契丹族耐寒不耐热、鼠目寸光的民族习性有关，好比员是一个小偷趁着主人入睡，偷了一把东西就走，要是主人下床那走就来不及了。

由于辽人实施的“打草谷”（即无专门的后勤保障，靠军人自筹给养，掳掠民间粮草财物）的物资掠夺政策导致中原人民的武装反抗不断，契丹人死伤惨重，厌战心切，耶律德光无法巩固统治，4月24日，被迫离开东京汴梁，率军北返。

路上，辽太宗深刻反省了这次出兵的得失，他自我批评说：“我有三失，所以天下才这样反叛我！纵容投降的将士各地去搜刮百姓钱财，是第一失；让契丹士兵自个去打谷草扰民，又是第二失；没有早点派遣领导干部去各镇（相当于省）挂职，则是第三失。”

对于如果治理中原，他也有了马后炮的想法，在给他的弟弟李胡的信中他写道：“我夜里常思考治理中原的办法，看来，只有推心置腹、把控军情、发展民生这三件事最重要。”

既知如此，早干什么去了？但眼下想干也迟了。因为不久他就在河北临城患病，而且病情恶化很快，到了今河北栾城的杀胡林（这地名起得恰如其分），更是高烧不退，在胸口和腹部放了冰块也无法降温，气息庵庵，终于于大同元年四月二十二日（947年5月15日），一命呜乎，辽人将其运回北方安葬。途中为防尸体腐败，去掉內脏，以盐腌其尸，形同木乃伊，以保证尸体完好运回草原安葬。

纵观辽太宗这个人，对于契丹的贡献很大，尤其在他继位之后，在许多方面促进了契丹政治和经济和发展。在政治方面，他完善了从阿保机开始的管制，使之系统化，使辽的官制在部分汉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官制。

在军事方面，他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他经常检阅侍卫亲兵、各部族及各帐军队，以此来充分控制军权，防止异己势力在其中渗透，从而在根本上巩固自己的权势。

他在位期间，整订赋税，奖励耕织，契丹的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辽太宗很重视农业的发展，不但支持汉族人在汉族地区发展农业，在草原地区适合发展农业的地方，他也让人开垦土地，发展生产。为保护农业生产，防止没有重农习惯的契丹族人有意无意的破坏，辽太宗下令禁止随从们随意践踏庄稼，行军时也命令部队绕开农田。农业的发达对辽国多种经济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增强了辽的国力。

他用兵时总是趁中原几派势力相争时打着支援一方的旗号进攻，使契丹的领土继续扩大，把疆土一直扩展到黄河岸边，进而拥有了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推动契丹走向了巅峰。

用兵中原是辽太宗经过了长期准备和长期等待的，一旦抓到机遇，他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后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虽然得胜由于后晋军队的投降，但辽太宗的意志力之强确实令人佩服。

在用兵的过程中，辽太宗的过人谋略也运用得很充分。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汉族官吏的称帝野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这和辽太宗多年了解掌握中原的各种政治和军事情报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契丹的本民族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等待最好的时机】

后晋亡后，河东节度使北平王刘知远割据河东，虽然有了自已的地盘，威震一方，但他并不满足。换做是您处在那样一种位高权重的地位，沒有“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的想法也难。

当时，刘知远表面上说他不想当皇帝，在将士们喊他“万岁”时还让人去制止，板着脸说：“契丹的势力还很强大，我军军威也没有扬名天下。”后来还是郭威来劝说：“现在远近之心，都不谋而同，将军称帝是天意。如果将军不趁势取之，只管谦逊，恐怕会使人心离散，万一有人先行称帝，那就很被动了。”才听了进去。

最后依郭威的建议，在开运四年（公元９４７年）二月称帝于太原。但他为收军民之心，宣布用石敬瑭原来的年号，不用石重贵的开运年号，到六月，进入洛阳后，他才正式改了国号为汉，因为他觉得自己姓刘，是汉朝王族的后代。历史上称为后汉。先称帝后改国号和年号，在历史上极为少见，这只能说明刘知远为称帝费尽了心机。

刘知远895年生于太原，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