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给陈薇艳打电话，她接了电话，火刺刺地问，“干啥？”

我一听这话有点TNT的味儿，就急忙说，“今天下午吧……”

“下午的事，下午再说，我现在正忙！”说完，她就把电话“咔”地挂了！

哎，这人呐……下午说，那就下午说吧——下午干啥？中午吃饭时两句话就说了。

中午吃饭，陈叔他们这伙人中午上哪儿吃饭去？让他们去中心餐厅？不能呀，中心餐厅只能是本单位的职工和客人，外边做工的人是不能在那儿吃的。

这些天，在餐厅里都没看到修房顶那些人，他们肯定是在这园子里吃，在这园子里住，要不，离市里那么远，这周围有人家的就只是上天殿了，那里的人还都是死人，他们没法和死人住在一起不是？这玩意儿得和谁协调一下，一般是跟驺总助，可是，我刚才“甩”过他，打来电话我也没接。

其实，我这样做不对，签合同的时候，人家驺总助还挺激动地说，能和我处好，你看我先耍起来了。

我要是给他打电话，他要再不接，那这仇不就结下了？

我想了又想，决定还是给乌总打电话，作为总监，我有权给总经理打电话，请示工作，这是个正了巴经的工作，解决外来人员的吃饭问题不是我的工作吗？

人是我叫来的，离市里这么远，又不能回去吃，咱不准备饭，他们怎么办？我想到这里，鼓足了勇气，拨通了乌总的电话，把这一情况对他学了，问怎样协调中心餐厅。

乌总说，“那得他们出钱，咱们这里给代加工。”

我说，“那是当然。”

“那你就去吧，和餐厅的邹主任说，几个人，定什么标准的。”

“我去说就行？”我还不太确定。

乌总说，“你说就行。邹主任可能不知道你，你自我介绍下。”

我应，挂了电话，我就直奔餐厅而去，和那里的工作人员打听邹主任。那人指着一个笑迷迷的大胖子说，那就是。

我就奔胖子去了，胖子回头看到了我，说，“干总！”并伸出双手，小跑着奔我而来，他那样子象是要来扼我的脖子。那家伙的，那两只手，象两只熊掌似的，脖子让他捏住，一下子骨头就得捏碎了，我吓得扭头就跑。

邹主任停下脚步，两只大手拄着膝盖，笑得混身的肉乱颤！

我看他笑，并无恶意，才停下脚步，也象他似的笑起来，并且低下头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那个部位，也因为笑，颤动起来。

我想那个部位可以颤动，但它身处巢凹部位，还至少被两层成衣布料遮挡着，因此，它颤动也不会体现出来。我真羡慕邹主任那一身肥肉。

其实，邹主任是认识我的，早在我骑在苏讷知阿背上游园的时候，他就牢牢地把我记住了，我被提为总监，他更是几次对号，知道原来是我，他当众宣布“环保总监”这么重要的职位非我莫属，他因此决定，晚饭我吃的那顿小米粥就由他亲自来煮！

邹主任还是握住了我的手说，“干总，有何指示？”

他的手不是我想象那样，是个绞肉机，或者巨螯，而是肉肉软软的，抽筋剔骨般的。在这种手感下，我和缓地说出我找他的目的，他问了人数和标准。关于标准，我和他深入进行了探讨，他说有五元、十元、十五元、二十元、二十五元，乃至三十元六个档，超过三十元，就有酒了。

我说他们干活，不喝酒，五元是什么标准？

他说五元，就是馒头，一个炖菜。炖菜里有白菜、土豆、五花肉，用几勺老汤，总之挺香，馒头管够。工人嘛，都能吃，咱们那样的大馒头，一个工人能造仨！

“造”是吃的意思。我想象三个大馒头塞到胃里时的感受，我顶着胃，直了直腰。

邹主任哈哈笑，“你干总真有意思，太逗了，你是吃不下那么大个馒头的，你连半个都吃不了。更何况一人最少吃两碗炖菜。其实这就是给干活人准备的菜。十元以上，就是炒菜，那是给亲戚朋友吾地准备的。”

“吾地”是个口语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我对邹主任说，“既然这样，你就准备五元份儿的吧。但是，再给我准备一个三十元份的，四个人的。”

“啊？！”邹主任似乎吃了一惊，“准备这么高档的？”

我说，“晚上，我有个同学来，考虑我得开车去接她，我不能喝酒，接风就不能在市里饭店，就得在咱这儿吃。吃完在咱这边睡，可以安排点儿酒。”

“什么酒？”

我说，“红、白酒就不要了，我同学是女的，就来啤的吧。”

邹主任说，“那要喝啤酒，还得整点儿啤酒菜啊。”

我说，“那是当然，最好整一盘烤串儿，那孩子最愿意吃烤串儿。”

邹主任说，“喝啤酒吃烤串儿，正对卤子！”

——这话的意思是“正合适”。我没听过这句方言，但从语言环境中，我猜出“卤子”的含义。

邹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