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伦大典》颁行后，对杨廷和的定罪也随即进行。杨廷和被定以朋党罪、欺君罪、藐视皇帝罪、煽动罪被判死，但皇帝宽大处理，将杨廷和削职为民。皇帝对杨廷和的定罪并没有定到点子上去，虽然定罪颇多，但不能攻其一点，只要指出杨廷和违背了儒家礼法即可，在这里，皇帝和他的政策制定者们并没有抓住这个要害，而避重就轻提及其他方面的问题，要么是认识方面的问题，要么是为了给杨廷和开脱。

《明伦大典》修成了，杨廷和也定罪了，大礼仪的确是告一段落了，但很快它又进入了新阶段，并使旧有的权力集团开始分化，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又开始了。

当年张璁连考六次都没有中进士，但他仍然打算考第七次，因为在他第六次落榜打算放弃考进士而去吏部求个官的时候，有位相面的人对他说，“你不要放弃了，三年之后你会中进士，再三年你将骤贵”。江湖术士的推算大多依据周易、八卦，老祖宗的这些东西大都含有一些自然规律，如果拿来依照比划，或许也有些灵验。

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来的快，去的也快，任何不正常的东西都不可能持久。张璁属于官场上的投机分子，他的高官显位来的不正常，在所有的对立面都被干掉的情况下，他也走到了仕途的尽头。

张璁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只是为了议礼而存在，他对于革除官僚体系的弊端起到了推动作用。张璁利用他执掌都察院的机会，开始革退不合格的御史，代之以更加干练的御史，这些平日飞扬跋扈的御史此刻也有倒霉的时候。接着，他又清理翰林院，将不合格的翰林学士斥退，当然了，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张璁对都察院和翰林院的整顿也带有打击异己的目的。

这只是张璁改革的一部分。刘瑾掌权的时候往各地派了很多镇守太监和守备太监，张璁秘密请旨撤了一些外派宦官，在前任首辅杨廷和和张璁的努力下，从宣德以来的宦官势力得到了抑制，我们的皇帝似乎不再借用宦官的势力抑制文官，而是试图对文官本身进行分化，这的确是一种新思路。

以张璁为代表的议礼派官员来源于底层，他们在科举之前在民间摸爬滚打许久，故而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感同身受，他们掌权后开始对宗室、勋贵、外戚、宦官的占田进行清理，在这一派官员的坚持下，嘉靖初年很多被占去的田地又退还给了自耕农。桂萼更是提出清丈天下田地的主张，并在江南推行一条鞭法。

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派虽然有改革朝政弊端的决心，但进行的并不顺利，虽然有皇帝的支持，但张璁、桂萼仍是大明王朝的孤独者，反对者自然不愿意与其为伍，就是同派官僚也跟两人保持距离，失去了底层官僚的支持，他们的改革已经是水中捞月。

杨廷和的离去已经有年头了，但我们这个帝国并不安稳，失去了杨派官员的制衡，议礼派的官员们很快便自己斗了起来。张璁的改革首先遭到内阁首辅杨一清的抵制，杨一清属于典型的官僚，他在政治上因循守旧、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这些都注定他跟张璁的改革背道而驰，为了对付张璁，他将退休二十年，80岁高龄的谢迁弄进了内阁。可怜谢迁苦撑了几个月后回到家中，不久后便死去。

嘉靖八年，张璁跟杨一清的矛盾已是不可调和，杨一清攻击张璁和桂萼滥用权力，皇帝将张璁和桂萼一同免职。张、桂既已致仕，张、桂的同僚们便猛烈攻击杨一清，说他收受贿赂、举荐私人，勾结同僚、陷害张璁、桂萼，皇帝又将杨一清免职，并将张璁、桂萼召回，张璁成了首辅，虽然成了帝国最高的官僚，但张璁已经失去了那种锐意改革的兴趣，他也逐渐跟议礼派的官员桂萼、方献夫、霍韬、黄绾渐渐疏远了，虽然他在职位上走到了人生的顶点，应了相面那人所说的“骤贵”，但实际上，他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嘉靖御极的四十五年里，有二十年的时间都是在进行跟礼仪有关的事情，嘉靖以一个13岁的少年继承大宝，以一己之力斗倒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几百名宦海沉浮的官宦，这给了他极大信心，他认为通过努力，自己想做到的事情还是可以做到的。这也同时给他的专制与阴暗提供了土壤，他迷恋他的大棒政策，他知道官员是不能相信的。在他御极的四十五年里，他始终是个孤独者，他无法敞开他的心扉，他曾经敞开过，但那没有用。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距离，君臣之间更是如此。

《明伦大典》的颁布虽然是对前面斗争的总结，但皇帝的最终目的还是没有达到，那就是给兴献王上一庙号，并将牌位从湖广转移到太庙中。皇帝的这一想法出乎意料的遭到张璁、桂萼等议礼派官员的反对，这也标志着天朝的议礼事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兴献王朱佑杬的牌位进入太庙的确是一个麻烦的议题，按理说兴献王作为正德皇帝的臣子牌位应该摆在正德之后，但兴献王作为正德的叔辈，牌位又应该摆在正德之前，所以，我们的皇帝又给人们出了一道难题。虽然这一提议遭到了抵制，但皇帝并不想就此罢手，张璁、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