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斥责严嵩，内阁为何要廷议如此不切实际的军事行动，而严嵩将这全推到夏言身上，他说夏言做任何事情都不和他商量。

得到消息的夏言怒气冲冲去找皇帝询问，恰巧严嵩也在那里。皇帝还没有发话，严嵩便首先对此次议复河套的计划进行了驳斥，夏言愤怒的质问严嵩，“在内阁的时候你为什么一言不发，现在却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这番话在嘉靖看来就好像是将矛头对着他来的，因为这听起来正像是埋怨皇帝言而无信。如果夏言记性好的话，他应该记得嘉靖十三年的情形跟今天是如此的相似，在那一年大同士兵第二次叛乱，时任内阁首辅的张璁主剿，嘉靖也采纳了，但主剿一年效果不大，后来也还是给钱安抚了事，因为此事搞的皇帝很没面子，等于是自己扇自己耳光，而此后张璁也最后一次离开了庙堂。

此次议复河套又搞的皇帝很没有面子，先是兴起冲冲的准备大干一番，还免了山西、陕西反对战争官员的职务，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泄了气，如此以来这个责任必须要有人承担，正如严嵩所说的那样，责任全在夏言，皇帝当场给夏言定了句评语“强君胁众”，夏言此刻似乎一下清醒了过来。嘉靖二十七年，夏言以尚书身份致仕，严嵩对此并不放心，他想对夏言再猛烈的敲打一下。

仇鸾是正德年间平安化王叛乱的将领仇钺的孙子，仇鸾袭仇钺的咸宁侯爵位，嘉靖年仇鸾成了三边总制曾铣的部下，由于惧战、怯战，或谎报战功，或克扣军饷等情况，仇鸾被曾铣下狱了。严嵩找到了仇鸾，让他出面指证曾铣与夏言勾结在一起，以求挑起战争以获战功。

当嘉靖看见仇鸾口供的时候，不禁勃然大怒，他将曾铣处死，随即将夏言逮捕入狱，并于当年十月在西市被处死。帝国四位被处死的最高级别官僚，李善长、胡惟庸、夏言、周延儒，夏言是其中之一。

历史上皇帝杀大臣对于史学家来说一直是最难理清头绪的东西，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皇帝杀人并不是因为一件偶然性的事件，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习、发酵。嘉靖杀夏言给安的罪名是“结交边将”，这在古代也是一种大忌，无论文官还是宦官都不得与统兵在外的边将私自结交，虽说如此，但这一制度也并非非要执行不可，皇帝杀夏言的确让人难以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想还是夏言的那句话触碰了嘉靖那敏感的自尊心，嘉靖自知自己言而无信、朝令夕改，他的内心是惶恐的，夏言的质问让他无地自容，他虽然将夏言免职，但还是不能挽回他丢失的面子，这个把面子看的比什么都重要的皇帝正在使自己陷入暴虐之中。当严嵩出示了夏言与曾铣勾结的人证后，皇帝顺水推舟的将他杀掉了。夏言被捕是在元月份，被处决是在秋后，这中间还有大半年的时间，皇帝不是冲动杀人，这中间或许还有什么私密的事情也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对于严嵩我们无意于从传统儒家道德方面来进行评价，因为这种评价对于我们来说是无益的，从嘉靖二十七年他担任首辅起，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呆了十四年，这并不是他有多大的能耐，而是他懂得如何跟皇帝保持合作。前任的教训已经表明，若想生存下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者治国抱负，只有跟这位乖鸷的皇帝合作。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教这些臣僚们怎样做人，如何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严嵩第二次担任内阁首辅后他变得乖巧起来，虽然斗倒了夏言，但是他没有感到任何轻松，反而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他吸取了前面几任首辅的教训，大事情从不拿主意，都交给皇帝圣裁，他也从不做僭越之事，而且更加努力、积极的写青词。

嘉靖是个专制的皇帝，内阁的票拟必须按照他的意思来，如果不符合他的心意，他便打回去让重新拟票，他是个深藏不露的人，他喜欢让别人猜他的心思，而不是将自己的心思清晰的表达出来。严嵩猜不透嘉靖的心思，所以拟的票通常不符合嘉靖的心意，但是他的儿子严世蕃善于揣摩嘉靖的心思，这样一来严嵩经常将奏章拿回家拟票。这样一来这个障碍也解决了，严嵩与皇帝之间似乎再也无障碍。

嘉靖将一切政事都委托严嵩，自己在西苑一意玄修，群臣与皇帝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严嵩，严嵩开始独揽朝政，政以贿成，朝臣们纷纷起来攻击严嵩。皇帝知道，群臣们弹劾严嵩就是弹劾自己，正所谓打严嵩就是打自己，因为严嵩是自己的挡剑牌。过去言官们总是对着自己来的，现在自己退居幕后，让严嵩在前面冲，御史、给事中有事情去找严嵩吧，不要来烦朕了，朕可以专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使出了事，也由严嵩抗着，而不会出现令人尴尬和下不了台的局面。

现在群臣纠住严嵩不放，且声势越来越大，这明显就是对着朕来的，严嵩一旦顶不住了，朕将要独自面对这滔滔而来的洪水，朕一定要让严嵩顶住。这是嘉靖的真实想法，为此他开始命令严嵩处理这些官员，其中处死杨继盛、沈链是这场斗争中的典型事例。

杨继盛出身贫寒，凭借自身努力中了进士，在他任兵部员外郎的时候上书反对跟蒙古开马市议和，因此被贬，后来在任兵部